研究俄罗斯音乐和19世纪浪漫主义音乐见长的亚伯拉罕充分显示了他对整个西方音乐史驾轻就熟的把握能力和深刻独到的见解。在西方音乐史的分期上，他没有沿袭惯常的模式（将西方音乐史分为古代、中世纪、文艺复兴、巴洛克、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和20世纪几个阶段），而是重新分为五大部分：西亚音乐和地中海音乐的起源、西欧中心（中世纪至16世纪，以复调音乐在西欧的兴起为中心，在尼德兰乐派那里达到了高潮）、意大利中心（16世纪至18世纪末，意大利音乐，尤其‘牧歌’和‘音乐作品’[后称歌剧]的无处不在的影响改变了西方音乐的面貌）、德国中心（18世纪至19世纪自曼海姆乐派兴起后，德国的浪漫主义音乐观念成为主流，德国也诞生了一大批杰出的大师）、传统的解体（20世纪后的革命性成就）。

　　在这种重新分期的背后体现出的是作者构思这部音乐史的总体思路：一、尽可能屏弃后世的臆断，接近历史的“真实”原貌，避免从难以实证的“风格”史入手；二、注重作曲家、乐派乃至民族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联系，以勾勒出具有连续性的音乐史发展脉络。避免象某些专家那样（其实爱乐者亦然）“对越来越少的东西知道的越来越多”；三、注重对音乐体裁发展和演变的描述，这对于习惯于从人文思潮角度理解作曲家的中国爱乐者而言无疑增加了一种新的审视角度。作者没有将这部音乐史写成“音乐大师史”，而是注重给众多今天名不见经传的“二三流作曲家”以公正的评价，肯定他们在音乐史上的地位，甚至违反常例在谱例中选取了许多小作曲家的作品。作为一本时间跨度很大的通史，本书很难对所涉及的作曲家和作品做鞭辟入里的分析，但难能可贵的是，在谈到一部作品时，即使只有寥寥数语，也能清楚地赋予作品及作曲家一种地位、一种与整个发展过程相关的联系，而这往往是我们在深入了解一部音乐时最需要的。作者在平实的叙述中经常独辟蹊径，提出很有启发性的观点。比如提到德国音乐传统对世界的影响我们马上会想到巴赫，而在亚伯拉罕看来，巴赫在“新教之外的德国并不知名”，即便是同时期更出名的亨德尔其创作也蒙上了意大利音乐的色彩。德国音乐真正成为西方主流应是在浪漫主义兴起之后。就此而言，瓦格纳才最能代表德意志的音乐传统。